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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主: lous-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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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寿宫之殇——江西商业精神的沦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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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6 | 显示全部楼层
<p> <strong>万寿宫同时也是一个同乡商业纠纷的调解和裁判所。万寿宫一般设有总会首一人,下设首士若干。总会首一般由当地同乡公推的德高望众之人担任,首士则由当地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轮流担任。但凡同乡之间有什么商业纠纷,一般都由万寿宫的管事调解裁决。久而久之,江西商人在遇到租赁店铺、合股拆伙、买卖房屋及典押房产等重大商业活动时,都会请会首到场作证,以避免不必要的商业纠纷。<br/>  </strong></p>
% A0 U/ Y/ l  Q* T$ i9 D6 {* M9 o<p><strong>走南闯北的江西商人,初到一个地方,一定会先找到当地的万寿宫落脚,寻求帮助,交流信息。对于商人来说,信息往往就是金钱。除了信息中介外,万寿宫往往还具有职业中介、商业担保等功能。初到异乡闯荡的江西人找不到工作,可以找万寿宫帮忙介绍,在当地还没有声望的江西商人要在当地做生意,也可以找万寿宫帮忙担保。<br/>  </strong></p>
* c2 d0 O# j9 H$ I- M9 C2 L<p><strong>万寿宫还是江西商人的重要融资场所。在当地有笔大生意但手头资金不够,可以找万寿宫帮忙,在同乡间发起“摇会”、“抬会”集资,待生意做成之后按原先议定的利率归还。有好项目但是一个人吃不下来,也可以通过万寿宫寻找有实力的同乡共同集资入股,共担风险,共享利润。<br/>  <br/></p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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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6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七<br/>  论及当时的商业之盛,出生于富庶之地浙江且见多识广的王士性曾经感慨:“作客(外出经商)莫如江右,江右莫如抚州。”<br/>  抚州,王安石的故乡,素享“才子之乡”的美誉。晏殊、晏几道、王安石、曾巩、陆九渊、李觏、危素、罗汝芳、汤显祖、谭纶,一个个光耀华夏的名字,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。宋明时期,这里不但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昌盛之地,也是商业繁荣之所。<br/>  抚州商人是江右商帮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。王士性在《广志绎》中记载:“余备兵澜沧,视云南全省,抚人占十之五六,初犹以为商贩,至城市止。既而察之土府、土州,不能自致有司者,乡村征输里役,无非抚人为之。”明朝抚州人艾南英曾自豪地说:追随太阳的雁尚且不能到达的地方,我家乡的人却在那里形成聚落(随阳之雁犹不能至,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)。<br/>  王士性的记载绝非虚言。在云南普洱的茶马古道上,至今仍矗立着十几座商帮的会馆,万寿宫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。在这座万寿宫中,除了供江西籍商人共用的主楼外,还单独兴建了一座供抚州商人用的辅楼,名字就叫“抚州阁”。仿佛这样还不能完全显示抚州商人的特殊地位,就在万寿宫旁五十米处,还另外建有一座“抚州会馆”。<br/>  在抚州乐安县,有一个被誉为“千古一村”的流坑村。在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村落里,仅两宋时期就出了24名进士,其中有两个是状元,更有一门同科五进士的“五子登科”佳话。而真正成就流坑村辉煌的,则是竹木商贸。<br/>  自明代中期以后,流坑村的科举逐渐式微,但以竹木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流坑人从周边贩运竹木至赣江沿岸及长江下游的南京、扬州、常州等地销售。竹木贸易带来的巨额财富,让流坑村再一次繁荣兴盛起来。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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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7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流坑村是一个缩影,在古代的抚州,儒与商,就这样矛盾而协调地对立统一着。<br/>  从小在抚州生长的王安石,家乡的商业繁荣,对其变法思想的形成,不可能没有影响。事实上,王安石与江右商帮并非完全没有联系。与王安石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,曾在其家乡抚州南丰县重修万寿宫,为此,王安石还特意撰写了《重修许旌阳祠记》。<br/>  关于新法,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辩论。王安石认为,启用新法,善于理财,可以在不增加百姓捐税的基础上使国库充盈。司马光则不相信这一点,认为天下不可能这么好的事情,王安石变法,是要将财富从老百姓手上巧取豪夺充入国库。<br/> 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早已证明,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,如加快资金周转速度,改进生产条件等。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中,也有很多类似的高明之法。在经济思想方面,王安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。<br/> 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,日后,就在司马光的家乡山西,晋商们正是以金融业垄断而扬名的。不知道司马光泉下有知,该作何感想?<br/>  <br/>  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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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8 | 显示全部楼层
 <strong>八<br/>  从王安石变法的商业思想启蒙地到沦落为今天的“老区”,从国内兴起的第一个商帮到今天江西商人在国内大都藉藉无名,从明朝中叶至今,江西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蜕变过程?<br/>  铁路兴起后改变了过去水运为主的交通格局,江西不再是重要的物流通道;口岸通商,商业贸易的重点逐渐由内陆转到沿海。无可否认,这些客观因素都是导致江西经济逐渐变得落后的重要原因。但这些外部条件的变化,并不致于使当地人的商业精神丧失。<br/>  当今商业思维最为活跃的潮汕、温州,都不是什么交通要地,其交通便利程度,比之今日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所不如。这两个地方虽然都是沿海,但均不是重要的外贸口岸。可以说,潮汕、温州人的唯一所长,就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商业精神。而驱动他们这种商业精神的根本动力,还是前面提到的“人稠地狭”,“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,足不出外则技不售。”<br/>  江右商帮从明朝中后期逐渐开始走下坡路,并最终式微,关键也在于此。从北宋至元,江西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多的省份,地少人多的自然环境,逼迫着江西人走上了商贾之路。但就在元末至明朝中期,江西却发生了近千万的人口流失。<br/>  据《元史&amp;#8226;地理志》载,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(1290年),江西的在册户口为267万户、1370万口;而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江西的在籍户口数仅为156万户、810万口。从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六年(公元1578年),江西再度减少了22万户,224万人。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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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8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一百多年的时间里,江西的人口数量锐减至仅为原来的43%,而在同期,全国的总人口数却是有所增长的。当时所谓的“湖广填四川”,倒不如说是江西填四川。因为当时的湖广地区本身人口并不稠密,不仅有大量的江西人与湖广人一起进入大西南,更有大量的江西人进入湖广,填补湖广人迁走后留下的空缺。<br/>  江西人口的第二次锐减,发生在清末至建国前,这个时期,江西经历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乱。一是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交战,二是十年国内革命战争。江西不仅是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,更湘军军费的主要筹集地。五年时间,湘军在江西征收了白银840万两,占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以上,江西的商业资本几乎完全被拖垮。十年国内革命战争,江西更是牺牲重大。仅赣南一地,当时240万人中,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有33万,光牺牲的烈士就有近11万。经此两役,江西人口数量从清道光三十年(1850年)的2450万锐减至1953年的1670万。<br/>  人口锐减,原先“人稠地狭”的情况不存在了,江西人也就开始安享“土里刨食”的生活,陶醉在一片“农耕致富、诗书传家”的田园理想里。走州过府的辛苦,作客他乡的艰难,随买随卖的烦琐与风险,开始被已经能够在家乡喂饱肚皮的江西人视为畏途。江右商帮逐渐消失了,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也随之被尘封。<br/>  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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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9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九<br/>  如果说人口锐减从根本上抽离了江西人商业精神赖于存在的土壤,那么,官府的压制、驯服,则让江西人从心理上与商业精神疏离了。<br/> 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下,江西商人四处外出经商,对于官府来说就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。当过明朝内阁大学士的丘濬,就曾专门针对江西商人的问题上折,称“江右之人群于荆湖,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,而荆湖之官府,亦不得以役之焉。是并失之也”。<br/>  海瑞则以他曾在赣南任职的经历分析:吉安、抚州、南昌、上饶等地的流民(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出经商的商人),很少有去当时人口较少的赣南,绝大部分都外流到了其他省。主要原因在于,如果到赣南,不仅当地的里甲会强迫他们入籍承担赋役,原籍的官府也会追捕,要他们承担原籍的赋役,而到他省,就没有这么麻烦。<br/>  海瑞的分析反映了一个关键问题:当时出外经商会被所在地强迫入籍。只不过,跑得远一点,大抵原籍的官府追捕起来比较麻烦,可以减少承担原籍的赋役。元末至明朝中叶,大量的江西商人就这样被迫在外地入籍,渐渐隔离了与江西的联系。江右商帮,就在这种就地安置中被逐步瓦解,渐渐失去了活力。<br/>  得不到法律保障是江西商人外出经商碰到的另一大问题。明成化十年,刑部因大批江西商人携带绢布、火药等物涌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交易铜铁、聚众开矿,要求明令禁止。明宣德十年,河南南阳知县李桓圭上书明廷,说当地江西商人太多,放贷生息,累起词讼,要求申明禁约。就连对抚州商人赞赏有加的王士性,也因为收到的关于抚州商人的案子太多,一怒之下表示:凡江西抚州人的案子,概不受理。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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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19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由于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,在频繁的商业活动中,商业纠纷在所难免,所以,当时江西籍的讼师也比较多。按照当时的说法:浙江出师爷,江西出讼师。商业越发达,商业纠纷就越多,相应的法律代理行业就越发达,这本是正常的事情。但在儒家传统里,却成了异端,哪里的人牵涉到的官司多,哪里就被视为民风刁蛮。<br/>  江右商帮多是小本生意,无权无势,又是行商在外,越发势单力孤。遇到商业纠纷,本想找官府讨回个公道,官府却来了个但凡涉及江西商人的官司概不受理。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,只好打铺盖卷回家。更有甚者,看见江西商人有赚钱的生意,立即发布区域或行业性的禁令,转为“官办”。盐、瓷、茶、粮、布、采矿、药材等行业,皆曾有不许江西商人经营的禁令。<br/>  有人说江西商人外出赚了一点钱,往往立即回家买田置地而不再经商,是因为江西文化受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重,或者说是因为江西外出经商的人多是贫困出身,容易“小富即安”。其实,这些都不是关键原因,关键原因在于“草根化”的江右商帮,在当时的体制内生存的空间太小。否则,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就顺理成章了。<br/>  胳膊拧不过大腿。在体制性的压制下,曾经作为“异端”的江西人终于驯服了,再也没有了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,变成了“时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”的顺民。江西,也终于成了中国民风最为淳朴的省份之一。<br/>  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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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21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 十<br/>  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。想不到家乡先贤晏殊清新婉约的词句,竟然可以拿来作为昔日江右商帮及国内外万寿宫衰败的写照。又一个绝妙的讽刺!<br/>  “拨浪鼓,梆梆梆,小货郎,走四方。鸡毛鸭毛都是宝,换完米糖换钱粮。”又一首我小时候传唱过的童谣。曾经以货郎为业的家乡先辈们或许不会想到,当他们创作的这首童谣仍在他们的子孙嘴里传唱时,家乡走南闯北的货郎,却已换成了清一色的浙江人。时至今日,只怕连这童谣也在家乡消失了。<br/> 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家乡人是瞧不起浙江人的,浙江人被称为“浙江浪俚”,“浪俚”大概就是流浪汉的意思。修桥补路、采石烧砖建厕所、收鸡鸭鹅毛破布烂凉鞋,总之,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或者是家乡人认为最低贱最不屑于去干的活,都是浙江人在干。那时候,家乡人大概都在暗自得意:自己有田有地不会饿肚皮,不像“浙江浪俚”,家乡混不饱肚子只有出来受苦。<br/> 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才过了十几年,家乡人就被迫纷纷外出打工,有很多人,就去了浙江。再过了几年,浙江人又回来了,只不过这一次,人家是来投资的,“浙江浪俚”摇身变成了浙江老板。<br/>  当年走州过府、随收随卖的江右商帮传统,已经被安乐于乡土的家乡人彻底遗忘了。遍布国内外的万寿宫,由于没有了江右商帮的支撑,很多已经遭劫被毁。剩下的,不是被辟为旅游景点,就是沦为了纯粹的宗教活动甚至是迷信活动的场所。<br/>  在我小的时候,每逢农历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间,哪怕农活再忙,村里的老人们也一定会张罗着要去邻镇的一座万寿宫里烧香。子夜出发,黎明时到达烧香求卦,以示虔诚,上午就在万寿宫的山脚下“赶会”——真正意义上的庙会。<br/>  小时候的我,读了几本破书,还曾在心里暗笑老人们迷信。今天想来,老人们既是在延续家乡的一种商业传统,也是在寻求一种心理的安宁。只不过,他们的后辈从未真正理解过罢了。<br/>  他们那一辈人,还多有兄弟在外经商,至老未归,音讯全无。在过去,去万寿宫烧香既是为外出经商的家人祈福,往往也能在庙会上的买进卖出间碰上与自己家人相识的同乡,带回家人的音讯。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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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楼主| 发表于 2009-9-22 11:21 | 显示全部楼层
<strong>据说,如今家乡万寿宫的香火依然鼎盛,只是再也没有了商业交流的实质。商会没了,庙会的商业交换功能也蜕变成了如同本地的一个农贸集市,早没了往昔融通四方的神采。失去了商业精神的万寿宫,已实实在在地沦落为一个虚无的神坛。<br/>  其实仔细想来,江西还真不是一个可以安乐的地方。从古至今,从江西走出的大批英杰,从离开江西之日起,就少有再回家乡的。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三大家,没有一个是辞官后回家乡养老的,也没有一个死后安葬在家乡的。在安土重迁的古代尚且如此,不知道现代的家乡人是否能从中悟出点什么。<br/>  随着中国开始迈入商业社会,很多古代的商帮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复活了。曾经兴盛了近500年的江右商帮,不应该后继无人。期待着,一直在热切期待着晏殊那词句的下一句: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。<br/></strong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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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9-9-22 14:02 | 显示全部楼层
<p>文章挺好看的。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过去。其实每一块土地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,有些是周而复始,有些是从此没落。</p>% \8 `+ p% M' H1 m  }
<p>但对未来,仍该充满希望的。谁又知道下一次兴盛何时来。</p>
  Z7 U1 |5 b, C7 P<p>&nbsp;</p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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